8月末规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9.48万亿元，这还不含大量中小企业的数据。目前账款拖欠、回款难已成为诸多行业普遍现象。清欠被寄望于从“集中攻坚”走向“标本兼治”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王延春
29.48万亿元。
这是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的最新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
29.48万亿元是什么概念？
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0万亿元，29.48万亿元相当于全年GDP的21%。
2025年，广东和江苏的GDP分别为14.6万亿元和14.2万亿元，29.48万亿元比全国前两个经济大省的GDP总和还要多。
这还只是规上企业的数据，据远东资信研究院统计，2025年样本上市企业应收账款总规模达8.07万亿元，同比增长8.2%，以此推测全市场上市企业的应收账款规模或已达到10万亿元历史新高。
除了规上企业和上市企业，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没有统计在内。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300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数量的95%以上。这些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条和债务链条的末端，议价能力最弱、抗风险能力最低，却是应收账款拖欠的“重灾区”，承受着最长的账期和最重的资金压力。
当前，账款拖欠、回款难已经成为诸多行业的普遍现象，无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苦账款拖欠久矣。在数十万亿元应收账款背后，是无数企业的生存困境：企业被长期拖欠账款，现金流被严重挤压，经营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诸多企业陷入倒闭困境。更严重的是，拖欠账款让诸多企业困在债务链条中，没钱投资，更不敢投资，民间投资信心受到抑制。
张成东是做了20年吊装生意的安徽人，2022年，张成东在安徽承接了两个工程项目，至今回款仅60%。这几年，张成东一直在向工程总包商艰难讨债。回款迟迟要不到，公司现金流也受到严重影响。张成东向《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宁可躺平不接业务也不愿再垫资做了——“被欠账吓怕了。”
市场普遍认为，当前巨量账款拖欠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循环的结构性堵点以及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顽疾。
相关研究显示，企业的欠款源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民营企业以及产业链龙头；第二类是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第三类是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及各地城投平台。因此，清理拖欠账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举措之一。今年以来，决策层总体思路是从源头抓起，针对地方政府、央国企和产业链龙头企业三大拖欠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针对当前债务呈现“政府欠国企、国企欠民企、大企业欠小企业”的链条式特征，以及层层拖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央则提出打通“连环清”链条的破局思路。
在政策助推和高压监管之下，一场围绕地方政府、央国企和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清欠工作正在持续深入。
数十万亿元欠款背后，究竟谁在欠？
当前，在上海做橱柜生意的张立峰，除了经营公司，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账。三年前，他在南京做的样板房项目，如今工程款才收回了50%。他另一个南京项目只收回70%工程款，尾款拖了两年。张立峰表示，每次找总包催款，对方都说，“甲方也没给我钱，我真的没钱给你。”
做橱柜生意的这些年，拖欠、要账是常态。橱柜生意属于地产产业链上的一环，过去，“先干活、后结款、层层垫资”是行业惯例。
张立峰说，在地产、工程领域，拖欠是常态，按时回款反倒像意外惊喜。作为小供货商，张立峰的橱柜公司依赖几家总包和大地产企业生存，只能接受这种长期依赖赊账的合作模式。
市场好时，虽然有要不回的坏账，但大部分能要回来。如今，地产市场低迷，房子难卖、房企“爆雷”甚至破产，回款遥遥无期。像张立峰这样的小供货商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要账尤其困难，成为承受拖欠的最先受害者。
眼下张立峰十分纠结，回款无期，公司现金流严重受影响，经营艰难。但公司平时就依赖那几家大企业生存，起诉相当于彻底撕破脸，以后也没法合作了。张立峰无奈地说：“我们这些小企业进退两难，没有话语权。”
像张立峰这样因地产“连环债”被深度拖累甚至倒闭的中小微供应商，数量庞大。然而，地产只是账款拖欠的重灾区之一。《财经》在地方调查中了解到，从传统的地产、基建、建筑、环卫等行业，到汽车、电子设备等制造业，诸多行业都存在拖欠严重、回款难的问题。
拖欠乱象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大型企业拖延对中小企业的付款。在产业链体系中，中小企业往往处在配套和服务的末端，处于弱势环节；大企业占据产业链主导地位、市场支配地位和采购话语权，经常通过规则强制押账，部分大型企业明明有及时付款能力，却选择不付。中小企业高度依赖单一甲方生存，为保住订单只能被动垫资，接受超长账期以及商票支付，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9月14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直言，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账期。
近年来，汽车行业便是“卷账期”的重灾区，这一问题也从2025年开始掀起了一场专门的行业整治。
近年来，汽车行业便是“卷账期”的重灾区。图/视觉中国
一年前，工信部等多部门和机构协会等针对汽车行业供应商账期问题打出了一套“政策+倡议+企业承诺+监督”的组合拳。2025年6月，17家重点车企集体签署承诺书，将“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写入公开承诺。
但一年下来，整治成效有待进一步显现。据Wind（万得）数据，14家整车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均值从2025年上半年的170.0天降至全年的164.4天，但2026年上半年又升至187.5天，较2025年末拉长23.1天，其中13家整车企业账期环比出现上升。
另据Wind数据，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14家主流上市车企应付账款及票据合计7825.1亿元，较2025年期末增加175.5亿元。
事实上，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很多时候并非因为没钱。9月14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直接点明，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现金类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却没有付款。
业内专家表示，“账上有钱，就是不付”，本质其实是大企业把供应商当成了“无息融资工具”——通过拉长账期获得无息资金，降低自身财务成本，同时赚取利息收益。这本质上是大企业利用产业链优势地位进行财务套利，中小企业则被迫成为大企业的“免费资金池”。
曹媛媛进一步指出，从金融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影响。
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释放的“便宜钱”，并没有流到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手里，而是绕道流向了本不缺钱的大型企业，央行释放的流动性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填补大企业拖欠造成的资金窟窿，而不是转化为新增投资和消费。
实际上，在数十万亿元企业应收账款的拖欠主体中，地方政府和国企则是更深层的源头。
六年前，江苏南通园林商人宋强为华中某市的文化中心做完园林景观工程，2000万元工程款至今还有500万元未收回。如今，追债成了他生活工作的主题。
因收不到钱，宋强无力支付下游苗木、石材供应商货款和工人工资，靠积蓄和借款垫付大部分后，资金链彻底断裂。最终，供应商将宋强告上法庭，宋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征信受损、账户冻结。
宋强无奈地向《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自己消费已经全面降级，一切以省钱为主，能不消费就不消费。由于被债务困住，自己又是失信人，也无法再进行新的投资。
一直以来，在基础建设、园林绿化、信息化采购、环卫运维、设备供货等诸多行业，政府主导项目、企业承接实施，但部分承接政府项目的企业被长期拖欠账款，导致应收账款高企，现金流被严重挤压，经营陷入困难，甚至像宋强公司一样资金链断裂、走向倒闭。
对于政府拖欠企业债款的规模，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数字，但诸多经济学家和机构给出了10万亿元的估算。202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诚信国际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企业应收类款项中政府欠款超10万亿元，占GDP的比例约为8%，其中已形成拖欠的账款规模约为4.5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超过3%。
在政府拖欠的企业款项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的拖欠工程款占了大部分。2025年，中证鹏元评级测算，2024年末地方政府需清欠的拖欠企业工程账款不低于2.8万亿元。
一直以来，很多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由国企央企承担，政府欠了央国企的钱，央国企便把压力向下传导，最终形成环环相扣的多角债链条。
建筑业央企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或城投企业拖欠建筑央国企，建筑央国企再拖欠众多分包商和材料商。企业公布的半年财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包括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中冶在内的五家建筑央企的应付账款总额达3.35万亿元，相当于重庆2025年全年的GDP（约3.38万亿元）——而这只是五家企业的数额。
从源头破局，三大欠款主力如何还钱？
当前，中央清理拖欠账款的总体思路便是从源头抓起，一系列政策举措正推动大企业、地方政府和央企国企三大欠款主体加快清欠进程。
政府层面，清理欠款已经成为如今各地的重点工作之一。《财经》了解到，当前，财政“输血”是各地政府还款的重要举措。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重点支持方向之一就包括消化政府拖欠账款。
当前，诸多地方拿到了专门的“清欠专项债”额度，这已成为地方政府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重要资金来源。
除了发行专项债，清欠专项贷款也是各地清理欠款的另一条重要“输血”通道。目前，清欠专项贷款已在全国超过15个省份落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看来，专项债券与清欠专项贷款的协同逻辑，本质上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破解“多角债”的政策闭环。
不过，财政金融输血虽然是政府清欠的重要支撑，但这些资金还远远不够。这两年，甘肃、贵州、陕西等多地探索通过以房抵债、以地抵债等诸多方式，将存量资产资源盘活，用于还款。
与此同时，湖南等多地政府也在尝试与企业通过协商债务重组、债务对冲的方式化解历史欠款，即双方坐下来谈判，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此外，为了激发各级干部主动清欠的积极性，清欠成效还被纳入地方政府领导班子考核，与干部的职务晋升直接挂钩。
为了加快清欠进程，各地设定了明确的欠款清零时间表，把“软约束”变成“硬任务”，让各级政府必须按节点推进，杜绝无限期拖延。
在推动政府加快清欠的同时，央国企也一直在强调带头还钱、带头“应付尽付、应付快付”。
9月14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佺明确表态，央企要做到“三个带头”：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带头少开票、多付现，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硬杠杠”，严禁新开六个月以上“票证”；带头打破不合理行规，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
正品配资平台裴仁佺还强调，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对有分歧的，督促央企加大协调，努力推动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解决，尽可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一线。
同时，《财经》注意到，北京、湖南、厦门等多地，也将清欠成效纳入了国企负责人绩效考核。
大企业端，政策主要采取的是立规矩、盯行为、管工具的方式。9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辅以规范非现金支付工具和强化资金传导融资支持，综合施策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核心目的就是让大企业不敢拖、不能拖，让中小企业能拿到钱。
通知的核心做法分为四步。第一步，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合同里要写明：账期从哪天算、怎么付、多久验收、最晚什么时候付。引导大企业给中小企业的付款期限限制在60天以内，龙头企业带头践行“60日付现承诺”。
第二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重点监管那些账上有钱、却故意拖账的大企业，多部门联合约谈；不改的，上“信用中国”曝光，招投标、融资都受限。
第三步，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管住“打白条”。电子凭证这类变相欠条，最长只能开六个月，数据接入票交所全程监测，防止大企业用“票”代替“钱”来糊弄。
第四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通知要求政府采购项目全额现金支付，政府投资项目优先付现并推动总包往下付；支持大企业贷款、发债来置换应付账款，腾出钱来还给中小企业。
不仅要加快清欠，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建立长效机制，严防“边清边欠”、杜绝“新账又欠”。2025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实施，对防止新增欠款做了一系列刚性制度安排。
条例明确要求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并规定禁止设置“背靠背”付款条款。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应当建立逾期款项年度报告制度。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向《财经》记者表示，60天付款规定给付款期限画了一条红线；禁止“背靠背”条款，让大企业不能把自己的风险转嫁给小企业；逾期利息拖得越久，代价越大；年度报告制度把“欠了多少钱”晒在阳光下，便于社会监督，这些措施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边清边欠”。
清欠不能只是“集中攻坚”，还要走向“标本兼治”。在胡文龙等诸多专家看来，通知和条例等举措的出台，都是在从长效机制层面对欠款主体进行约束，防止增量欠款产生。
同样是清欠，今天与30年前有何不同？
当前大规模的债务拖欠并非第一次出现，回望20世纪90年代初，企业间“三角债”曾让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当时全国的“三角债”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相当于全国GDP的六分之一，甚至还出现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的畸形现象。
不过，当年的“三角债”与此次大规模债务拖欠在经济背景、成因、拖欠主体和治理逻辑上都有显著不同。
据了解，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企业（主要是国企）为追求产值和速度盲目上项目，但没有充分的配套资金，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严重。与此同时，企业亏损严重、产成品大量积压，形成了“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的恶性循环。
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中有512亿元是靠拖欠供货企业和施工企业货款来弥补的。
此轮“三角债”的根源是固定资产投资缺口，而拖欠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便从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顺次解开债务链。1990年至1992年两年间，国家共注入520亿元银行信贷资金，加上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共清理拖欠账款2190亿元。
柏文喜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当年的“三角债”是转轨期的“急性病”，如今拖欠问题则是经济结构转型期和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形成的“慢性病”，成因更加复杂，拖欠主体也已经从以前国企之间的“三角债”变成了“政府、国企、大企业、中小企业交织的复杂多角债”。
柏文喜分析，当前，政府层面形成的拖欠，一方面与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错配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很多时候钱被花错了地方。最常见的便是“政绩工程”透支了未来财力，把有限的钱和借来的钱优先投向了不产生现金流，也无法及时结算的“面子项目”上。当政府资金紧缺，拖欠便沿“政府—国企—民企”链条向下传导。
此外，政府端拖欠还与“新官不理旧账”、换届即“断档”的制度性拖延有很大关系。前任领导任期内形成的欠款，继任者以“不是我签的”“不了解情况”为由推诿，能拖就拖，这也是《财经》在多地调研时企业经常遇到的情况。
当前，企业层面形成的拖欠，与90年代初最显著的不同是：过去是“大家都亏、都欠”，现在则是很多大企业有钱付款，却选择不付。拖欠不再单纯源于企业经营亏损，更多来自强势主体利用议价地位，人为拉长账期、变相占用资金。
柏文喜表示，无论是哪一主体的拖欠，最深层的根源都在于制度层面对拖欠缺乏强制力以及问责机制的缺失。“拖欠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普遍策略，根本原因在于其收益实在、成本极低、付出的代价非常小，而失信惩戒机制又是缺失的。”
例如，在政府端，“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普遍存在，部门形成的拖欠难以追到具体个人。
在国企端，拖欠中小企业的行为在很长时间里并未与负责人考核、晋升直接挂钩。
在产业链龙头端，拖欠本身创造了可观的“财务套利”收益，而制度规则却对“形式合规”的拖欠构不成有效约束。
“当拖欠的收益实实在在，而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时，拖欠就成了一种低成本、可推诿的理性选择。”柏文喜说。
因此，当前这轮清欠的核心举措，除了推动各大主体加快清欠进程以及财政“输血”化解存量，最根本的便是从问题的根源入手——制度规则重建与行政约束并行。“用制度化手段建立起让强势主体不敢拖欠、不能拖欠的制度环境，从源头上遏制新增拖欠。”柏文喜建议。
《财经》注意到，《经济日报》在2026年9月的评论中也指出，当前的账款拖欠与30多年前的“三角债”在形成背景、矛盾主体、制度环境等方面已发生深刻变化，单靠运动式清欠难以彻底根除问题，治理逻辑须从应急清欠转向常态化长效治理。
在多位专家看来，尽管一系列长效制度已经出台，但更强硬的手段和监督机制仍需进一步补齐，从根本制度层面堵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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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年化解“三角债”，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财务救助，对经济的影响是“急救”式的，当前的清欠则更像是为整个经济体系进行一场系统性的“活血化瘀”。这种影响将更为持久和根本，但见效也需要更多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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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同怀 股票涨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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